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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30日

地方創生與地方仕紳化的一線之隔

所謂的仕紳化,是指地方的發展過程中,湧入了一群新的居民和企業,他們和原來居住那裡的人不一樣,他們呼朋引伴,多半是富裕或社會階層高的人,炒高了地價房價,導致原來的居民慢慢地住不起這個地方而被迫遷移。
1964年英國的社會學家露絲·格拉斯這樣描述著倫敦仕紳化的過程,她說:「一個接著一個,倫敦許多住著工人的地方,已經被中產階級侵入,當他們租約到期,原本的馬廄和兩房的小屋被接管,並改建成高價住宅,工人階級在這個過程中流離失所……。」
2019年是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國發會以2018 年 8 月公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決定以台灣134 處鄉鎮區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這些地方的評選標準是以人口負成長率高於平均值為根據,希望透過「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來引入新的人口,創造均衡的城鄉發展。
花蓮在這個標準之下,十三鄉鎮市除了花蓮市和吉安鄉之外,全都符合國發會的標準,也就是說,往後這些年,國家在執行地方創生戰略計劃的過程中,將投入大量的資金、資訊與人才等等創生資源,鼓勵企業投資、導入科技與品牌行銷手法,並且健全基礎環境與數位落差,希望藉此創造一個可以吸引投資,吸引人口定住的誘因。
2013年到2016年間,花蓮的壽豐鄉也遭遇過一次學生集體遷移事件,這是一個非典型的仕紳化過程。
自從2008年海基會與海協會簽署兩岸旅遊協議後,開啟了對岸遊客蜂擁前來台灣旅遊的年代。面對爆量的中國遊客,旅行業者在花蓮市周邊的鄉村地區搜尋合適地點作為旅宿使用,他們相中大學周邊的學舍,並加以改裝成為餐飲、旅遊套房之後,原來一個月四千到五千元的房租,敵不過一個晚上一千兩百元的旅遊房價,迫使學生紛紛搬到更遠的地方尋找住處。
類似的事情在台灣執行地方創生,以及稍早之前的城鄉風貌計畫,也不斷地發生。一個看似合理的外部力量干預,通常包裝著經濟發展,或提升生活品質之名,促使地方的環境快速地產生改變,光鮮亮麗的改變之後,一群新的階級接收了這個地方,而原來的住民只得被迫離開。
將校外學生寄宿宿舍改變成旅館套房,影響的是求學期間短期居住的離家遊子,然而,如果是整個鄉鎮街區的改造,除了寄居者之外,影響的可能是在這裡世代居住的居民。
前不久,地方創生的中央團隊來到花蓮視導壽豐街區的改造構想,談及火車站體的意象改造、站體高架之後後站社區的改造,以及前站舊街區的景觀造街。依照過去其他地方的執行經驗,城鎮的仕紳化最常發生在「遺棄區」或是「新發展區」,壽豐的狀況應該是屬於前者,由於城市的磁吸作用,以及社區住民的高齡化,使得這些地方呈現著遺棄區的種種現象。
來自城市的一群掌握資源的人,習慣了城市環境的規劃模式,以他們特有的價值與美感,指揮著不同區域的景觀改造,意欲創造鄉街土地最有效率的使用,也就是最佳的投資環境。他們多半認為想要核准或投資的鄉街景觀,必須以城市形態的賞心悅目標準呈現,於是,這些「綠美者」以「綠美化的鄉村性」元素,植入遺棄區的鄉街景觀之中,無視街道兩側日出日落、年復一年的眾生循環,也無視遺棄區內可能的獨居、殘疾、產權持分等等社會困境。
城市綠美者與在地鄉街綠美協作者所呈現的結果,往往促使地價飛漲,移居他地的兄弟叔伯土地持分者於是蠢蠢欲動。城市資本順應這一波的城鄉風貌改造,毫不遲疑地從飽和的城市戰場轉進到這一個經過再生的鄉街藍海,或者經營獲利高的,去地方脈絡的連鎖產業,或者購地囤積等候最佳時機,部分移居者則是因為受誘惑於經過掩飾、妝點的表面品味而來。
有研究指出宜蘭三星的大隱、行健、大洲三村,在大型建設雪山隧道完成,城鄉新風貌的生態村推動,以及舊建築的整修補助、道路鋪設與路燈裝設之後,鄉村的風貌逐漸符合了城市移居者的特殊品味,於是,這些地方的人口結構、土地持有人身份已經起了結構性的變化。
地方創生來自於十年前日本面對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東京、地方經濟衰退等問題,由日本政府主導的一系列地域活性化政策,希望解決這些問題。日本的地方本質與台灣不同,台灣必須面對屬於自己的、更特定的鄉村社會困境,尤其是面對涉及社會正義的鄉村仕紳化問題時,將不會只是營建或企業部門的單一面向所能涵蓋,而是需要多元的思考,細心地推演出更完善的執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