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疫情下的權力分配與制衡

202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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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聽過一句話,也就是防疫如作戰。2019年12月底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開始蔓延,2020年一月台灣就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中心依照法令規定,指揮官應由行政院長擔任,行政院長指派衛福部長陳時中擔任。在疫情緊急的時刻,跨部會協調防疫,往往緩不濟急,所以由衛福部為核心成立的跨部會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統整防疫的所有事宜,如同戰爭爆發時的軍事指揮中心。可以想像的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的責任很大,相對地,他的權力也很大,甚至可以凌駕各部會在平時依法律運作的地位。畢竟防疫如同作戰。當疫情緊急來臨的時候,疫情指揮中心可以頒布各種規定,協調各部會配合,指揮地方政府,甚至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率皆有法源依據。
許多民眾因為防疫的規定,所以必須配合做實名制,甚至被隔離而限制人身自由。大部分民眾基於防疫的觀念,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權利以配合防疫。然而防疫和保障個人權利,本質上是互相矛盾而互相拉扯的兩個力量。歐美和東亞的民眾,對這一個矛盾的態度,實在不異其趣。歐美人十分注重自身的權益,即使疫情來臨,也往往不太願意犧牲自己自由的權利。丹麥政府要求人民必須出示疫苗施打證明才能進入丹麥的一些重要的機構場所的時候,憤怒的丹麥民眾包圍政府大樓,示威抗議。這些畫面在東亞人看來頗覺詫異,因為東方人比較習於受到政府的規範管制。今年四月初中國大陸上海爆發的疫情,嚴格的封城管控,讓上海民眾苦不堪言,這個畫面傳到西方世界,讓西方人驚訝不敢置信。
就學理而言,中央政府的政治的行政權力受到幾個方面的制約,其一是政府內部機關,如三權分立;其次是立法機關如國會,立法院有質詢行政院,審議行政預算的權利;復次,還有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在美國,各州政府對聯邦政府不僅分權,而且常常對抗,也是美式民主重要的一環。最近一兩個禮拜,因為疫情突然大爆發,台北市和新北市政府在對抗疫情的策略上,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不同調,常常在媒體上互相叫陣。侯友宜市長一直建議中央,要採取「以篩代隔」,快篩陽性即確診,不必再做核酸檢測。但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自有其考慮,並不同意侯市長。現在中央的規定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和自主防疫的三類民眾以及65歲以上民眾,可以快篩陽性,在醫師的確認之後,不必再做核酸檢測,視同確診,好讓民眾不必因為衛生行政程序的耽擱,而延誤抗病毒藥物使用的時機。
在疫情初期一直到病毒清零的這段期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所有資源,號令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在這一波奧秘克戎病毒大爆發,政府防疫政策已經採行「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疫情的演變非常迅速,所以各種防疫措施,必須權衡輕重、因時制宜。防疫仍然視同作戰,然而因大量的疫情爆發,疫情瞬時萬變,雙北的疫情和中南部縣市,可能有極大的差異,防疫需保有彈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常提提到「滾動式的調整」,所以防疫如有朝三暮四,甚至朝令夕改,應該也不足為奇。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應該考慮授權各地方戰鬥部隊,視戰場的狀況臨機應變。在戰場上,最高指揮官負責的是戰略,而戰地指揮官負責的是戰術,彼此要授權而互相信任,而不是互相叫陣,才能打一場漂亮的戰爭。譬如說停課的標準,中央可以規定一個原則就好,而授權各地方縣市首長視實際疫情的狀況,機動來調整。畢竟南北疫情不同,就像放颱風假,也不宜只看台北的天氣來決定各縣市是否要停課。
我們以為,隨著疫情逐漸的升溫,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和各地方政府除了充分透明的溝通之外,也要採取更彈性的策略,應適當授權,甚至分享權力,畢竟臺灣南北的疫情,輕重緩急皆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撇開政治立場的歧異,藍綠顏色的對抗,一同努力抗疫,這才是民眾百姓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