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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11日

執行了死刑之後

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但當受害者慘死在加害者手裡時,誰來替他們伸張正義,法律這時擔負了這個角色,死刑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刑罰,屬於一命償一命的應報主義,也就是做什麼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死刑在各國行之有年,但受人權思潮、害怕誤判冤獄或是認為犯罪也是一種可以教化的疾病等等思維影響,在一八四九年,羅馬共和國首次由憲法中廢除死刑,英國最後一次死刑執行是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八年時,英國宣布廢除所有死刑;一九七六年,加拿大廢除死刑;一九八一年,法國廢除;一九八五年,澳大利亞廢除。一九七七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正式決議,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適用死刑的犯罪數量,並以逐步達到廢除死刑為目標。至於歐盟則已經宣布所有加入國全面廢除死刑,但是世界大國,美國、日本仍未廢除死刑。

 廢除死刑是一種理想,但究竟是否能夠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呢?這必須回到原點思考,司法制度應該必須因應各國文化、社會制度、價值觀、社會情況,而有不同的調整,死刑亦然,不能人云亦云,高舉大旗說廢除死刑是國際潮流,那麼如果有一天國際上贊成死刑,是不是又要跟著所謂的國際潮流走呢?人類的歷史上,死刑維持這麼多年,必然有它的價值,有朝一日,很難說是否又成為國際主流,因此,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究竟我們的社會需要甚麼樣的法律制度?現階段應該做的事,就是好好地修法,莫讓一堆不符比例原則的民粹式法條入法,而目前仍存在死刑就必須依法執行,但是執行時機與方式必須制度化,並定期檢討做法,不要讓社會不斷地為此爭辯,尤其應該針對各種論辯進行具體研究,例如廢死聯盟說死刑並沒有讓社會治安更好,支持執行死刑團體則強調死刑只需一次執行,成本比起要龐大監禁費的無期徒刑低廉等等,這些觀點都必須進行客觀研究之後,以實證的資料及全民需求為最後的決定,國際潮流只是參考,台灣社會一直錯把死刑存廢這種科學性問題,變成哲學性的問題、變成正反辯論大賽的課題,最後成為政黨惡鬥、社會抗爭,甚至是爭取選票的工具。

 目前死刑仍存在,就不應選擇性的執行,如果真要暫緩,就應有法條依據,如果仍要執行,就必須排定執行時間與方式,以產生社會約制的力量,而非換了一個執政黨,就有不同的做法。此次,蔡政府從四十多個死囚中,突然拉出一個李宏基槍決,只讓多數民眾覺得愕然,支持廢死的團體大罵政府,歐盟也隔海批判,挺死刑的民眾則紛紛叫好,但是,民眾都不知道到底如何選中李宏基來執行槍決,只知道他該死;但是,下一個被執行死刑的是誰?若沒說清楚、講明白,只會使得民眾覺得瓜田李下,與選舉爭取選票難脫離干係,因為,研究顯示,在台灣無論一般民眾、社會菁英或司法官,贊成死刑存在者皆遠遠多過反對者。

 死刑存廢與否是一個重要議題,但是民眾更在乎的是擁有治安良好的社會,社會大眾不應把治安好壞與死刑扯上太多關連,當務之急,立法機關應該檢視現有法律是否適用於多變的人際關係,法律無用,治安自然不好,而正本清源,則應該教育民眾,培養法治精神、建立尊重他人、富而好禮的社會,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核心作為。